自去岁起,大明朝持续十来年的风调雨顺似乎到了头,尤其是北方各省,晴雨季节不按时序,春夏宜雨却一直旱,秋天宜阳又银雨不止,导致年景荒歉收成微薄,有些田地甚至颗粒无收。
这在任何朝代,都是了不得的大问题。因为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,主要的人口都是靠天吃饭、地里刨食。一旦出现歉收绝收,若官府再不念及百姓受灾实情,催缴田赋一如往曰,用暴力对待欠税,就会出现大量农民破产。失业农民背井离乡,就会形成未及王朝根基的流民潮。
作为见证了大明朝从泥潭中一步步挣扎出来的老臣,沈默没有被眼前轿马挤塞于途,丝竹不绝于耳的太平盛世所麻痹,他深知百姓之艰难,今曰局面之不易,岂能让京畿之内辇毂之下,再出现这等饿殍遍野的惨事?
好在朝廷为了保护条编法的稳定推行,防止米贱伤农,在接连丰收的六七年里,采取了‘不存余银、超量购粮’的政策,早就囤下了足够二十年支取的粮食,哪怕出现现在这种大面积的歉收绝收,不得不开仓赈灾,也可以维持五六年时间。
家里有粮,心里不慌,但一点也大意不得。因为以他过往的经验看,原先大灾之后,朝廷也不是没有拨给赈灾粮,但为什么依然饿殍满地呢?主要原因不是赈灾粮不够,而是各级经手的官府层层剥皮之后,最后灾民反而所得无几。
为了避免赈灾肥官,将粮食尽可能多的送到受灾百姓手中,沈默派兵将各地常平仓保护起来,由户部派专员负责放粮。并把那些整天聒噪的科道言官踢到省里去,监督整个赈灾过程。对于受灾府县的地方官员,按照受灾的严重程度,将考成指标从税收额度,换成了百姓生存率。沈默在下发给各州县的廷寄中强调——给你多少粮食,就必须给我养活多少百姓,化人场烧化超过一定数量,你就直接把这身官衣也烧了吧!
在赈灾一事上,他表现出了与对税收截然不同的态度。对于收税,他总是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对待,如果情有可原,可以适当降低考成,以免地方官对百姓逼迫太甚。但对于赈灾,沈默毫不通融,去岁到今年,接连查处了三十余名救灾不力、克扣钱粮的官吏,全都罪加一等,严厉处置,任何人说情都没用。
在他的严加管束之下,地方官们只好老老实实赈灾。当然沈默也没有只给任务不想办法。他一方面命各级官府抗灾自救,在各省推广一种抗旱高产作物——已经引进大明十余年,并在福建成功试种、育种成功的红薯。一方面命工部组织兴修水利工程,仅直隶一省,便兴修一百三多处引水渠、疏浚河道两千余里,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调节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平衡,同时能使大量的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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