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耳曼帝国时代,外交政策既是变换不定,便是同盟政策也产没有遵照了适当的原则。
在革命以后,这种情形,不但没有改过,而且不愈弄愈糟。
譬如在战前,政治思想的混乱,便是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,那么在战后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诚意了。
因为凭藉革命的手段去从事于破坏运动的政党,势必对于以复兴德国为目的的同盟政策是不放在眼中的,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。
当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还在一个不出名的小团体的时候,多数的同志,对于外交政策上的问题,大都抱着一种漠然的态度。
因为我们要争取对外的自由,主要的前提之一,就是在首先要除掉我们所以溃败的原因,并且还须扑灭从中渔利的敌人。
不过,我们这个不重要的小团体,到扩张活动的范围,变成为大团休的重要地位时候,就须急于注意外交政策的发展。
在这时候,我们必须要决定各种进行的原则,而这种原则,不但应该违反我们的基本观念,而且把这种基本观念,应该切实的表现出来。
关于这问题,我们在研究时所抱有的基本观念,就是认定外交政策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。
这种目的,纯粹是鼓励我们的民族性。
凡是属外交政策的建议,不得不要经过了下面的考虑,就是这种建议,在现在或是将来是否有助于我民族,或是有害于我民族的?
还有。我们必须注意的,一个民族和国家,如果要想恢复失地,常把恢复祖国的政权和独立作为最急要的问题。
在这种情形之下,如果把所失领地的利益和祖国重获自由的利益来两相比较,那是断然的应该轻视前者。
因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领地,它的被压迫和被割裂部分的解放,决不能由被压迫的人民的抗议就可以实现的。必须凭藉着祖国所残余的实力所实现的。
仅有激烈的空口的抗议,而没有准备斗争的武器,决不能使被压迫而失掉的土地重归祖国。
凡是一个民族的领袖,他在对内的政策上,固在训练这种的武器为任务:就是在对外的政策上,也须把进行这种训练工作为目的,并且还须征求同志。
我在本书的上编中,已经说过,在大战之前,我国的同盟政策并不彻底。
我国的政治领袖不在欧洲的内部去实行妥善的领地政策,反而喜欢去采取殖民地和商来的政策。
他们以为这样便可避免武力的冲突,岂知这是十分谬误的;因为这种计划贪多务得,所以他的结果自必弄得一败涂地,世界战争,便是德意志帝国领导不良而所得的报应。
因为在当时最适当的政策,便是在欧洲取得新的领土,使帝国在大陆上的势力能够坚强固。
可惜为了我从前的议员,愚昧无知,不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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