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声明《贰臣传》编纂的必要性,便是要让明清鼎革过程中的洪承畴、祖大寿、冯铨等人,与“纯一无疵”的范文程有所“辨别”。
换言之,在提出上述判据以前,范文程就已经被确定为并非“贰臣”了。
这个判据并不都是乾隆帝拍脑门想出来的。
清前期关注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对忠诚观念界定的问题。
在明清鼎革之际,人们面临许多选择,后人应该怎样评述这种选择,怎样的选择才是“忠”?
自全祖望以降,已有史家赞成把“是否在明末得官”作为一个重要指标。
只不过是大清的国史馆对这一指标执行得非常机械,毕竟是皇帝亲自批示的标准,臣下只能遵循其事。
只要有传记的历史人物曾入仕明朝,就要列入“贰臣”,进而导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显或事迹不多、主要事迹都在降清后,又或许是对清朝开国颇有立功之人,也被划入了“贰臣”行列,如鲍承先,原来是明末为参将,降清后屡有战功,官至秘书院大学士、张勇平定“三藩之乱”中立有大功,、卫周胤在明末为监察御史,清人入北京后授原官,后官至兵部侍郎等。
这些人列名史传,原本是清朝对他们的表彰;然而乾隆帝修改标准,国史馆机械执行,让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传记列入“贰臣”,反而成了贬斥。
在这种情况下,《贰臣传》的编纂变为一种无意志的机械工作,入选与否已经和忠诚观念不尽相同,失去确立忠诚观念“反面典型”的本意了。
同理,尚可喜与耿仲明也都是明末已有职位、继而投清,故入《贰臣传》。
尚可喜与耿仲明都没有叛清,叛清的是尚之信和耿精忠。
这里也可以看到清国史馆处理人物时的僵化之处。
耿仲明、耿继茂、耿精忠三人,居然分列在《贰臣传》、《大臣画一传》、《逆臣传》三处。
至于吴三桂,是因为他入了《逆臣传》,因为“三藩之乱”之故,就不再选入《贰臣传》。
韦宝在现代的时候听闻过不少关于明末和清朝的事,社会各界纷争很多,比如清军入关建立王朝是不是捡漏?
清朝是不是“三无”王朝,无明君、无名将、无名仕。
只是历史就是历史,无法更改,韦爵爷所能做的主要是两件事:还原历史真相,然后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。
稍微修正一下历史,往稍稍好一点的方向发展,即便无法改变历史大势,至少能多保护一些在原本历史中死于非命的老百姓也是好的。
况且,韦宝还能填补很多空白,这个时候的世界可不像是后世,到处都是人,其实这个时代,全世界的利用率估计连十分之一都不到,大把大把的空地没有开荒,没有人烟呢,这些都等着韦爵爷却填补,这可不是改变历史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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